刚过完了母亲节，本期湃书单里就有几本关于孩子的书。《关于女儿》里是母亲与女儿面对现实的无力挣扎，《看不见的孩子》是贫困家庭里的孩子的无奈与遗憾，《一激到底》则分析了美国家长为什么热衷于让孩子参加竞争性项目。当天才也有人性的弱点，当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美】汉斯·C.欧翰年/著 潘涛/译 范岱年/校，新星出版社，2022年5月版

　　这本书主要从物理学史的角度来讲述爱因斯坦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的一些失误，也包括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地方，比如作者所述：“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证明，爱因斯坦同步程序绝不是一个原创的想法；他只是从其他来源采用了它——在应致谢之处，却皆未给出致谢。”这本书除了讨论爱因斯坦，也记录了一些诺奖获得者的错误判断，还用两章介绍了伽利略和牛顿。同爱因斯坦一样，伽利略和牛顿也有“人性弱点”。原来牛顿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居然是他写给罗伯特·胡克一封讽刺的拒绝信中，用来含蓄揶揄胡克个子小的用语。量子理论之父普朗克，有人说他一生中有两个伟大发现：能量量子和爱因斯坦。作者在书中讲到，“在德国学术机构的等级结构中，普朗克的认可立即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受到尊重，并在后来开创了爱因斯坦的辉煌学术生涯”。即使智慧如普朗克，有时也会判断失误，比如他曾在私下建议爱因斯坦不要继续在广义相对论方面的尝试：“作为老朋友，我劝你别搞了……首先，你不会成功；而且，即使成功了，也没人相信你。”在译者看来，“失误乃至错误，是科学探索中的正常现象。作者借讲错误，巧妙地把正确也揉在一起对照，让读者明白试错的重要性。”同时，性格上的缺陷也无法掩盖这些科学家的天才光芒，换一个角度想，与其说天才也有人性弱点，不如说他们是普通人加上了一些天赋。这本书介绍了物理学发展中很多举足轻重的人物，让我们了解物理学知识的同时，更能感受到科学的发展进程是非常复杂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大众往往却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天才”之上，获得对科学史的“片面印象”，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本书的译者也做了很多科普工作，在译者注中提及了不少在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相关科普读物，能让感兴趣的读者按图索骥。

　　4月，起源于蒙古高原的沙尘暴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我在梳理文献时发现了一套《草原的逻辑》。这套书在2011年先出版了4册，2017年又完成了2册。我目前找到的是后面这两册。

　　这套书的编著者韩念勇长期任职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MAB），曾兼任该委员会《人与生物圈》杂志主编。“人与生物圈计划”（Mankind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MAB）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1年发起的一个政府间科学计划，旨在为加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奠定科学基础。中国MAB于1978年成立，其日常机构秘书处设立在中科院。

　　韩念勇和他的团队在草原牧区做过连续十余年的调研，2017年的这两册是在5年中走访500余牧户基础上整理而成。

　　这本书的优点在于：1.明确的问题导向，比如：如今草原放牧业发展中大量顾此失彼现象的发生过程和背后原因是什么？草原放牧业与它所依存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怎样的冲突？草原放牧生态系统是否存在不可触动的底线.细节满满的访谈，比如某嘎查牧民的生活开支和贷款负债情况，一方面侧面反映出牧民生活的现代化需求，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如今牧民已无法依赖草场牲畜维持生计，外部资本开始成为放牧系统要素中的重要部分。

　　本书的缺点在于千头万绪地展现了一个复杂的草原放牧系统，但是对于初来乍到的读者不甚友好。

　　在过去的40年中，治理草原的药方有许多，比如草原承包，当草原承包不能解决问题，就开始进行网围栏，然后是休牧禁牧、生态移民，然后是增加补贴。但正像作者指出的，往往是解决一个问题带出了十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复杂的草原？尽管这两册书成书于六年前，作者提出的理解思路仍然是有启发的：尊重牧民的选择，避免简单化的政策复制，不是将保护与利用、牧民与政府简单对立起来，而是寻找其契合点。

　　【英】罗伊·波特/著 李源、张恒杰、李上/译 刘北成/校，商务印书馆，2022年2月版

　　罗伊·波特作为一位第一流的史家和文章家，担起了把英国启蒙运动从“后世巨大的蔑视”中解救出来的重任——之前英国作品在启蒙运动中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贬低，多半因为英国几乎没有“异端与反叛者渴望用最后一名教士的肠子勒死最后一位国王”这种豪情，以至于“英国启蒙主义”一词竟成了矛盾修饰法。笔与剑的威力孰高孰低，相信读者自有评判。

　　这是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的新著，一本面向公众的历史地理通识书。在这本书之前，韩教授还有一本《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之一。都是“通识”，但后者更偏向于大学教学，章节安排选取历史地理学中的不同部门，择其中重要问题来讲，可见历史地理学科之总体面貌，专业色彩更浓厚些。相比之下，《大地中国》更适合大众阅读。

　　《大地中国》以时间为序，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共划出13个历史时期，每一时期少则一个，多则三个命题，展开而谈。全书共26个命题，涵盖了历史地理各个领域，从时、空双重属性为读者讲述了中国大地上的故事。对于这26个题目是如何选择的，我颇有些好奇。比如，在“汉”这一时期讲河西走廊，在“唐”这一时期讲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我以为这些内容出现在这本书里可说得上是意料之中，确实是那个历史时期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但另一些命题读到的时候颇感意外，比如，“唐”时期的第二个命题是“《西厢记》与汉传佛教寺院布局”——在这本书中，“唐”时期就写了两个题目。所以，是《西厢记》的故事太耳熟能详？或者是考虑到，在中国大地上汉传佛教寺院实在是一重要文化景观？未请教作者，只好自己揣度。不过，作为对历史地理稍有些了解的读者，这种意外之感，更让我觉得这本书是有些“不寻常”的。

　　《大地中国》可说得上是历史地理学界不多见的“大家小书”。韩教授自己在新书分享会上说，这本给大众的历史地理书，“基本上是在现有研究成果已经形成结论的基础之上把所有的论证过程省略，只要其中我们最能够接受的、已经完成讨论的这部分结果”。这话说起来简单，实则不易。以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改道来说，《大地中国》中的文字不过将将10页，但这可是历史地理学界顶重要的问题，专业学者自然更能见其中的繁枝细节，如何拨开这些为大众读者呈现出清晰而好读的内容，既需要专业上通观，又需要表达上的克制。而前述所言的“意外”或者“不寻常”之感，我想大概来自这本通识书中的“个性”，就是可见作者的个人特色。换个学者来写，必不是同一般模样。

　　最后说一点，尽管布局上，《大地中国》以时间为序分了13个时期，但每个时期下所写的题目并不单就这一时期而言，作者还是贯通而谈的。

　　【智利】本哈明·拉巴图特/著 施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2022年9月版

　　这本智利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上市后屡获好评，最近我终于把它看了。它很薄，我上地铁前从书架上随便拿一本，就选中了它。

　　书的内容不用再赘述，收录了五则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短篇小说，他们都是科学家。从第一篇开始，我就被作者独特的叙事风格吸引——你很难讲这是一种什么文体，有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感觉。因为书中出现的主人公是历史人物，让我一开始误以为是某种传记，结果作者在后记里称有部分内容是虚构的，而且“虚构比例是递增的”——很好，说明作者的message传达到了。他对人物的描写和人物环境、历史氛围的营造也非常精彩，这对于习惯被诘屈聱牙的社科类译本折磨的我来说，不啻于一种神经的解放。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同时也是本书最长的一篇小说的标题，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因为我觉得我能共情物理学天才们面对牛顿物理无法解释的世界时的震惊、挣扎和最后的臣服，就像我们普通人无法理解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一样。那是一种失去确定性和掌控感的恐惧和茫然。

　　作者最后写了一个园丁，曾经是一位数学家，现在却把全部精力放到了园艺上。也许这能给我们普通人一些安慰，至少园丁能确定地知道一棵柠檬树死掉之前的征兆：“它们会因过度繁盛而死去”。

　　艾俊川先生在《E考据故事集》序言中说，“考据其实是一种智力游戏”，而跳过积累环节和专业壁垒，通过数据库、互联网搜索来寻找证据的“E考据”，不仅可以让专业学者如虎添翼，也可以让非专业的文史爱好者一试身手，大家一起“做网络侦探，破百年疑案”。——这对E考据的参与者而言，自是赏心乐事；而对读者如我来说，能够旁观案子如何告破，也无比痛快，从中能对世道人心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

　　如《德龄公主的父亲裕庚及其家人考》一篇，艾先生勾稽可靠资料，验证野史记载，最终得出结论：“从裕庚一家的事迹看，野史所言虽与事实有相符之处，但失实的地方更多，不能轻易相信引用。不仅外人所撰野史不足信，即便当事人的回忆也不可靠。德龄所撰清宫文字现在多被看作小说，只有《清宫二年记》和《童年回忆录》被视为回忆录，然而这两部书也有大量虚构成分。朱家溍先生曾作长文《德龄、容龄所著书中的史实错误》，主要指出《清宫二年记》中的问题，未及《童年回忆录》，而后者除了裕庚官职迁转的时间线大致可信外，其馀记载凡能与官方资料对照的，基本都不属实，包括德龄自己的年岁与经历。这种真真假假、散文夹杂小说的写法，也许有其题材或时代原因，但足以引起对德龄及其他人同类写作的真实性的警惕。”末一句提醒，不禁让人想到钱锺书先生的妙语：“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

　　又如《傅山书信中隐秘的古代社会刑案细节》一篇，艾先生仔细通读由傅山写给友人魏一鳌的十八封信札组成的《丹崖墨翰》，指出：“傅山对身为清政府地方官员的魏一鳌的请托既频繁又全面，要办好这些事，必须动用官府权力，而非仅靠朋友义气”，“明遗民历来受人崇敬，不与清政府合作应是一个重要标准。傅山是备受尊崇的明遗民，康熙十八年（1679），年逾古稀的他拒不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表现出坚定的不合作态度。但从《丹崖墨翰》中这些请托事项看，难说他在顺治年间已是一位主动的‘不合作者’”。艾先生说，“这些来自当事人的讲述，对知人论世大有裨益”，如果没有他这位精擅E考据的“名侦探”来做一番探究、解读，我们大概是无从知晓这些讲述的。每一位生活在伦敦的妇孺都会感恩于福尔摩斯的存在，而每一位爱好文史的读者也都会由衷地希望艾先生这样的作者能够多一些、再多一些。

　　【韩】金惠珍/著 简郁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頁folio，2022年10月版

　　【韩】金惠珍/著 林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一頁folio，2023年4月版

　　韩国作家金惠珍的这两部小说因直击社会痛点，以“女性书写”、“残酷社畜”等标签引起关注。她在每部仅十万字上下的体量中，高度浓缩地展现了性别、养老、职场等问题的现实困境。那种“奋力将每一天的生活拖往前方”的艰辛，那种“不再认为自己还能改变什么”的无力感，那些被经济压力统摄的做人的主动权与可能性、像“纸张对折再对折”的内心空间，以及不知道是因为持续压抑还是极度疲乏造成的情绪麻痹，都极富感染力。

　　《关于女儿》中，身为前教师的“母亲”，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养老院中照顾失智老人“珍”，并且因女儿的同性恋身份煎熬不已。而“女儿”则为因这一身份失去的大学教职不断抗争，也挣扎在生计问题上。至于那位年轻时有着传奇经历、乐善好施的失智孤老“珍”则似乎是母亲心中母女俩凄凉晚境的预演。而《9号的工作》中，中年男主人公被一直以来服务的公司随意地从技术岗换到了销售岗，并不断地向更荒凉的地区发配，最后甚至成了抹去身份的“9号”。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生活都是“需要不停战斗与承受的日常”。

　　而其中尤其令人惊心的是，一直以来被认可的好好读书的价值、好好努力的价值都无可挽回地失效了，“母亲”觉得，“说不定是我让女儿读太多书了”，“我没有逼她无论如何都要凭自己的力量去想办法，我无法，也不能像许久以前父母对待我那样，要女儿努力再努力”。“我担心我会读书又学识渊博的孩子，会被赶出职场，在金钱面前手足无措，最后受困于贫穷之中，到老还要像我一样去做苦力活。这件事和我女儿喜欢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我并不是在恳求你们理解这些孩子，只是希望你们放手让他们去做擅长的事情，让他们得到合理的待遇，我所冀求的只有这些。”

　　韩国影视及文学作品，这些年来对于身处经济发达、生活水平很高的大都市中，人们受制于种种现实压力、身心俱疲的状态开掘颇深，这多少令距离仅半个身位之遥的我们心有戚戚。但在金惠珍的绝望书写中，略略让人有些疑惑的是，若一味向下，无力之于无力感会不会也显得无力呢？

　　【美】安德里亚·埃利奥特/著 林华/译，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23年4月版

　　如果一个成年人人生坠入贫困深渊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吸毒、酗酒、暴力、懒惰，那么他们未成年孩子的人生从出生开始就举步维艰的理由只有一个——无法选择的原生家庭。《看不见的孩子：一座美国城市中的贫困、生存与希望》的作者、《》调查记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里亚·埃利奥特（Andrea Elliott），用八年的时间跟踪观察了黑人少女达萨尼一家，冷峻、客观地记述了达萨尼的父母作为纽约底层黑人的挣扎，潜力无限的达萨尼的短暂脱离家庭去到专门接受贫困学生的赫尔希寄宿学校、但终因家庭牵绊退学回归街头的遗憾，以及她七个弟弟妹妹等其他家人颠沛流离的生活。在美剧Shameless中，我们对极有责任感的菲奥娜离开家庭时的决绝感慨万分，对聪明绝顶的菲利普选择自暴自弃唏嘘不已。《看不见的孩子：一座美国城市中的贫困、生存与希望》就是Shameless的现实版，作者在叙述故事时，无时无刻不在反思制度、社会、观念对于贫穷的共同作用——出生在穷人家中的同一批孩子在这种社会系统中循环往复、无法突围。“贫困”是理解这些孩子的出发点，并且型塑了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贫穷是无边无际的黑夜，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师生之间的信任、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是暗影之中的点点星光。然而，这一点点的光亮始终不能照亮整个黑夜，爱也无从解决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美】约翰·特雷希/著 刘慧宁、石稷馨/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智慧柳，2023年1月版

　　大量观念史著作构造了浪漫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对立，前者的关键词是情感、意志、精神、感觉、趣味、道德的个人化的自然、自由、整体、综合、怀旧、有机体，后者的关键词是理性、物质、运动、数量、不分道德的非个人化的自然、决定论、部分、分析、进步、机械。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所艺术、科学、民间活动史教授约翰·特雷希的《浪漫机器》通过对十九世纪上半叶巴黎的考察，打破了这一虚假对立。在这个一位拿破仑倒台后和另一位拿破仑上台前的动荡过渡期，一种被作者称为“机械浪漫主义”的科学形象出现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被认为具有社会和审美的意义；艺术依赖于科学，并被赋予政治使命；社会改革事业从一开始便将科学系统化，动员艺术加入。”一系列新型“浪漫主义机械”进入人们的视野：电磁实验仪器和地球物理学仪器、达盖尔摄影、蒸汽印刷机、管弦乐、歌剧、自动装置、蒸汽机、铸排机和日历（它们对应了本书正文每一章的内容）。“这些新的装置伴随着一种对自然的新理解——自然是在生长的，其各部分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且可以修改；同时伴随的还有一种对知识的新理解——知识是一种主动的、变革性的干预”，“人类的意识不可避免地在确立真理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特雷希为自己的历史考察赋予了现实意义，他认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纷繁事物可以“作为对当前发展的预测，或许也可以作为待发展的主张”。因为这本书“不仅描述了近两个世纪前所发生的事件，也描述了多个可能的世界”，而“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它再次以变革性技术为标志；与此同时，高度的现代性展现出失败之处，进步表现出衰退之意。在思考未来之时，这些可能的世界对我们也许是有用的”。本书中文翻译非常出色，鉴于书中讨论对象的难度和专业性，译文足够准确流畅，文间标注的原文也恰到好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附印原书参考文献，以至于不少注释无法追溯出处。

　　1996年2月出版，当时买这整套的“海上风丛书”是为看其中钱锺书和张爱玲两本，结果当然也因此看到了《欲望的城市》和这本《人文精神寻思录》。

　　编者王晓明在《编后记》写道：“‘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持续两年多了。这两年间，讨论的规模逐渐扩大，不同的意见越来越多，单是我个人见到的讨论文章，就已经超过了一百篇。”

　　三十功名尘与土。回想起当初读这本书时的情境，好像是似懂非懂的。初春的风吹动教室的窗帘，三楼半教室末排，有个人看了满脑子文化人的你来我往。日前走到学校附近，连朝西的校门都紧闭着，而新凿北门作正门进出。

　　《编后记》中又写道：“……这就是出版这一本文选的意义了。它不但是一种史料，能使后人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缺陷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提出呼吁，整个知识界又是如何回应这份呼吁的。它更具有一份现实的意义，因为它以相当集中的方式，向当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身陷困境，而且一时还无力挣脱的孱弱状态。”今天，他们是否脱出困境，乃至挣脱孱弱的状态？重新翻阅这本书，从一个学生真正变成了“后人”，也从读一本书变成了翻一份史料。写完这份推荐，它将继续回到书架底层的一角，等待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机缘巧合，最近连续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震撼之余，也有很多困惑，这些困惑总结起来就三句话：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到哪里去？试图在去年新出的王仁湘先生的两部著作中寻找答案。

　　《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分“人与神”“神坛”“器与纹”“蜀金蜀玉”“象牙与其他”几个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立人像。人像高180厘米，连台座通高261厘米，重180公斤，据说是按照1:1的比例铸造。作者认为：“立人像身穿衮衣，具有王者身份；又见他立于高台之上，手握神器，同时又举有巫者身份。兼大巫、大王与一身，这也许是立人像的本来面目。”（35页）比立人像更高的是青铜神树，通高近4米，连同主干共有十个分枝，每个枝头分立一只鸟，是中国考古中发现的形体最大的青铜文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山海经》中的“天梯”“建木”，作者认为，这是太阳神树。大巫、大王、神树、金箔面具，各种神异的器物，显示了非常突出的巫觋萨满文化特征，感觉与中原王朝那种近似国家宗教的信仰体系截然不同。再加上各种奇怪的、异域色彩的人像，不由让人对三星堆文明的渊源充满好奇。作者对于外来文化遗存的说法一直持审慎的态度，不过，他在书中介绍了一件特别的小青铜人像，使他对于自己的判断有了一丝怀疑。这种青铜人像很小，只有2.4厘米高，“头似盘辫，双臂平抬，双手握物，双膝下跪”，作者注意到，除了特别的盘辫，这个人像还有一脸的胡须，那是非常显眼的络腮胡须。而且这样的人像在三星堆不是孤例，而是一大拨。络腮胡子，在古代是胡人的重要特征，在汉画和汉代雕塑中，并不稀见，但是5000年前胡人就深入蜀地，且并未显示与商王朝有联系，事情显得很有趣了。作者在这一节的最后自问：“如果当初那些留着络腮胡子的古波斯先人没有来到东方，没有来到古蜀，那一组小铜人又如何会站立在神坛上呢？”（152页）

　　三星堆文明在商周之际的忽然消失，是个谜，但是金沙遗址的发现，也许提供了线索。金沙主体文化虽然在年代上晚于三星堆，但也并不是在三星堆城废弃后才发展起来的。但两者的联系显而易见，比如，金沙出土的一条带形金饰，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都是以鸟、鱼、箭、人面为主要元素组成的图案（《金沙考古》，16-17页），金沙的镇馆之宝“太阳神鸟”金箔，也很容易与三星堆的太阳神树联系起来。当然，金沙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大量的象牙和玉器，其中的玉琮，风格造型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非常相像。而最大的玉琮，造型与纹饰都和良渚文化是同一风格。从空间看，良渚与金沙有1000公里之遥；从时间上看，金沙要晚良渚1000多年。如果金沙玉琮来自良渚文化，那这样的时空距离是如何超越的呢？而且，古蜀人一定是接受了良渚人的信仰方式，不然他们就不会宝藏也仿制良渚人的玉礼器。（《金沙考古》，136-139页）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发现，当然是中国考古史上的奇迹，但也带来很多新奇的困惑和解释。比如，在去三星堆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就一路大谈各种关于三星堆的神奇之处。作者这两本书虽然是面向一般读者的通俗著作，但对很多问题并不是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推测。作者说：“我们也许永远都不能真正理解这些奇迹的意义，不能完全解开这个谜的谜底，但当我们站在它的面前时，我们会感受到从遥远的古蜀国传导来的自信与坚定，这已经足够了。”（《三星堆》，36页）

　　《商市街》是萧红的散文集。看萧红的经历介绍，脑海中会自然想起许鞍华电影《黄金时代》的许多镜头，但这本散文集却展现了另一个萧红。她的文字淡淡的，很多时候还是一个小女孩纯然的感觉和文笔。其中《鲁迅先生记（一）》，用鲁迅先生家的一盆万年青来对比鲁迅的在与不在，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切入口，但写得十分真切。鲁迅先生不在了，但他家这瓶万年青还在，只不过换了花瓶，之前那个花瓶放在鲁迅的墓地去了。萧红写道：“有时候许先生一面和我们谈论着，一面检查着房中所有的花草。看一看叶子是不是黄了？该剪掉的剪掉，该洒水的洒水，因为不停地动作是她的习惯。有时候就检查着这‘万年青’，有时候就谈着鲁迅先生，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谈着，但那感觉，却像谈着古人那么悠远了。”另外，《回忆鲁迅先生》是一篇长文，里面讲了很多关于鲁迅的细节，趣事很多，有两则在今天看来更有意思，一是讲到鲁迅不爱逛公园：“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希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着桌，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痖弦（王庆麟）是台湾地区现代诗歌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与友人洛夫、张默联合创办的刊物《创世纪》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汉语诗刊之一。我则是从台湾报业的副刊争霸战中了解到这位“副刊王”。他掌舵时期的“联合报副刊”，和“副刊高”高信疆执掌的《》“人间”副刊，在激烈的较量与竞争中开启了台湾报纸副刊的黄金年代。他们一改此前文人气息浓厚的副刊风格，涉足公共线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互相激荡，在台湾社会刮起一阵旋风。

　　痖弦退休后选择与家人一起定居加拿大，这本回忆录就是痖弦口述、由在加拿大的华人朋友记录、整理而成，但由于痖弦的健康原因，并没有全部完成，目前出版的内容只有围绕故乡记忆的《双村记》、讲述从军历程的《从军记》和办刊苦乐的《创世纪》，原计划要写的“联副”经历等内容未能成稿。尽管是未完稿，但故事已经足够精彩，让人想起齐邦媛、王鼎钧的回忆文字，其中不仅有关于家族个体的离散悲剧，更回荡着独属于大时代的家国情怀。

　　痖弦1948年上初中时跟随学校南迁，随后从军赴台，没想到便是与家人永诀。2009年，痖弦带着女儿去青海寻找父亲的墓地和遗骨，跪在当年父亲死去的劳改营废墟前痛哭流涕，读后不禁泪水盈眶。

　　回忆录中花了很大篇幅讲述他们这代军人出身的诗人和作家，“在军中竟然也有一个文坛、诗坛，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恐怕是很特殊的”。台湾文学的发展，用痖弦的话来说，就是“秀才见了兵的过程”。“那个时候，台湾本土文坛是静悄悄的，而军中的作家就变得非常活跃，大量写稿、大量投稿，战争带给我们精神创伤，战争也带给我们写作的动力。一直到现在，我们这批人的作品中，写的还是老的主题——战争的伤害和影响。另外，军中文艺中有一种写实主义的精神，我们不是学院派，不讲大道理，是土法炼钢式的。它是非常朴实的写实经验……这个兵的文学，就是以军人写作或军眷写作（眷村文学）为代表。秀才的文学就是以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台大的一批人为主。”

　　作为台湾现代诗坛的中坚力量，痖弦深度参与了眷村文学的生成场景，比如著名的朱家三姐妹的父亲朱西宁就是痖弦的好朋友。痖弦回忆朱西宁对沦陷区的作家张爱玲、胡兰成颇有好感，不仅与张爱玲通信，还将胡兰成接到台北的家里，邀请文艺界的朋友一起听他讲《易经》等等。除了文人之外，痖弦也会评论一些政治人物，例如蒋经国，痖弦认为他有三件事情做得好，一是安置，二是举办“青年救国团”的活动，三是宣布台湾“解严”，促进两岸交流互访。

　　在诗人群体中，痖弦只佩服周梦蝶和商禽，承认他俩的诗写得比自己好，“一般的人我也不太服气的，但你说这两个人，我就甘拜下风”。周梦蝶同痖弦一样，都是南阳人，一生维持着河南农民的生活习惯，比如空心穿棉袄，弄个烧饼贴肉放在怀里，这样拿出来吃的时候还是热的。周梦蝶的诗有很强的禅意，故而很多人以为他是出家人，葬礼也像给和尚办的一样，但痖弦说：“周梦蝶是用佛家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思想和美学，他不是僧人、不是佛教徒。他对女性的渴望比我们普通人还波涛汹涌……如果一定要说他是僧人，那他也是个情僧。”

　　最后说到痖弦最为看重的刊物《创世纪》，当年三个穷小子为了办刊物几乎倾其所有，献出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这份诗刊是我们人生最纯净的一部分，是最最不容扭曲的一部分。可以说诗刊变成我们的精神教堂，我们在这里忏悔、反省，在这里重新整顿、重新出击”。假如大陆读者对这份刊物还不太熟悉，2015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曾引进过一套“创世纪诗丛”，包括洛夫、管管、张默、碧果四家诗选，或可作为替代读物，一窥《创世纪》诗群的风貌。

　　在这本口述自传出版不久后，杨苡先生便过世了。103岁。余斌教授在后记里说明了这本口述自传的缘起与艰难的过程，如今读来也更觉它的珍贵。

　　书分成了“家族旧事”“中西十年”“从联大到中大”（上、下）四个部分，对应了杨先生童年至求学的前半生，但在讲述中，又是时刻勾连起她的百年人生。因为是五四的同龄人，这本书的宣传中不免会提及家国、百年历史等等，但正如余斌教授所说，杨先生的讲述完全是私人化的。比如“家族旧事”部分，谈及大家庭里各房的家事、嫡庶尊卑，以及大公主、二姐等人的悲剧，真的颇似看巴金的《家》或者张恨水等人笔下的民国小说中的故事。再如她讲述中的蒋介石、沈从文等人，都是非常细节的小事：对于当时兼任中大校长的蒋介石，杨先生记起的是他在女生宿舍视察时的尴尬；恩师沈从文，她则更清晰记得的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

　　更加令人佩服的是，杨先生讲述时的口吻和态度，就像在百岁后她对待死亡的那种泰然处之，“不悲，不伤，有时还笑嘻嘻的”。比如她回忆起家里祖父的影像是齐白石画的：“齐白石那时小有名气，没后来那么大名气，给人画像也是糊口，不是太贵，也不那么稀奇。”这里固然有整理者对于口述史的立场，更是一个出身世家的闺秀历经沧桑后的人生态度。

　　【美】希拉里·弗里德曼/著 董应之/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3年4月版

　　象棋比赛、足球赛、芭蕾舞……为什么家长们如此热衷于让自己的孩子参与竞争性项目？在《一激到底：在竞争环境中抚养孩子》中，美国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分析。弗里德曼指出，美国社会非常重视赢家文化，大部分家长和孩子都被这种文化所影响，甚至有家长认为，参与不能获得奖牌的竞赛项目是在浪费时间。另一方面，在新教伦理的影响下，刻苦工作、认真对待自己选择的课外竞赛项目，成为了家长圈中的主流文化。与之相对，懒散和空闲似乎成为了一种“不正确”。在深入研究了大量孩子参与竞争性项目的美国家庭后，弗里德曼感到家长们存在着一种焦虑：家长们既渴望通过让孩子参加这些项目来培养所谓的赢家品格，又希望孩子们能在项目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荣誉，最终申请到被社会所认可的大学。而后者则是实现阶级上升，或维持在现有阶级的重要手段。正如弗里德曼在书中所说，家长们认为，自己是在为这个社会培养自己的孩子，他们向孩子们灌输的是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解与认知。或许在家长们看来，孩子们可以从儿时参与竞争性项目的经历中，窥见社会竞争的残酷性。亿百体育平台入口,亿百体育平台入口,亿百体育平台入口,